二十世紀初期盛行的民族心理學是研究未開化民族的社會行為、內在心理特點和規律之學門。
台灣對日本心理學家來說是一個寶庫，因為台灣擁有許多未開化的原住民，可作為研究題材，並有許多未知事情要研究學習。 對心理學者而言，台灣原住民是他們從未接觸過的民族，為了學術、科學與政治，去了解原住民的心理， 就學術而言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責任。當時的民族心理學主要是以人類發展的觀點，試圖去定位未開化民族的發展位階。
日本學界希望了解原住民各族的差異後，可針對各族的特性，將理番政策做些改變。 日本學者積極研究原住民的憤怒情緒表現，但為何針對憤怒而不是其他情緒，推測是受霧社事件(1930)影響。
殖民政府認為原住民是容易憤怒的，而霧社事件是他們憤怒的行為表現，加深殖民政府認為原住民是不可教化、原始且易怒的印象，因此打算改變殖民統治政策。 1930年代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講座研究重點是原住民心理，研究內容包括其記憶型態、智力、情緒與行為表現等基本心理向度。 這批由德國採購而來的儀器就是為了這些研究而設置的。
由於有些儀器有部分已損毀或遺失，無法完全還原本來的樣貌，尤其是某些細微的電路、電線，已經發生斷裂等毀損現象 較複雜的電流路徑已經難以還原。且大部分儀器目前存放於台灣大學心理系教室的櫃子內，有些並無上鎖，且不是以陳列方式展示，僅放置於櫃子內。